正在成都博物馆开展的“风华万象：16~20世纪典藏珍品艺术展”特展，展出了300余件16~20世纪的中外珍品，既有精美的首饰盒、晚宴包、粉盒等配饰，也有项链、头饰、胸针等珠宝首饰；既有国宝级文物皇后凤冠，也有镶满钻石的冠冕。

为什么中国的珠玉首饰没西方的闪亮？

在这场汇聚了诸多东西方珍宝的展览现场，一种无形的“对比”也悄然产生：面对晶莹璀璨、熠熠生辉的钻石、祖母绿和彩色宝石镶缀的西方珠宝饰品，中国的珠玉首饰整体显得没那么闪亮，镶嵌的宝石似乎也未经明显的切割打磨。

除去因年代久远而黯淡了一些原本的光彩之外，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工艺水平有别，还是因为审美标准不同呢？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检测中心主任、知名珠宝专家杨明星认为，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受到玉文化的深刻影响，逐渐形成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审美观。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玉的国家，也是最早使用玉、琢磨玉，并将玉器作为礼器的国家，迄今已有八千多年的历史。无论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还是良渚文化，玉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重要性和地位都极为突出。

从《礼记》中孔子论述玉的“十一德”的记载，结合《诗经》等早期文学作品，可知至迟在商周时期，将“玉德”与君子品格挂钩的观念已经形成。“言念君子，温润如玉”，渐渐也成为儒家的道德标准之一。

“所以玉器温润、端庄的气质，也无形中成为中华民族气质的一个基底。我们崇尚集体主义，不喜欢张扬和炫耀，制作玉器的时候，常利用玉石天然的颜色特质来雕琢，不会过分矫饰。”杨明星说，“与之相比，西方文化比较崇尚个人主义，追求闪亮和透明的视觉效果，重在炫示自我。”

除了赋予观念价值之外，我国古代对于美玉或珠宝的评判，也向来更注重原料的优质，而非后期的装饰。

正如《韩非子·解老》中所言——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这大约和上好的食材无需多加香料调味是一样的内在逻辑。

闪亮的宝石，古人当然早就见过。杨明星告诉记者，两周时期，贵族们就开始佩戴磨出刻面的剔透水晶饰品。当时的成都还曾流行过一种被称为“瑟瑟”的宝石串饰或琉璃珠串饰。杜甫也曾在诗中提到“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雨多往往得瑟瑟”；来自西亚的玻璃饰品“蜻蜓眼”等也在战国时期便传入中原；来自欧亚草原的黄金制作工艺，同样为中国的工匠们熟练掌握。

“只要是当时的人们喜欢的、需要的，无论技艺还是原料，都会吸收和留存下来。”杨明星说。

并且，宝石的打磨工艺也并不难学。“像我们地质大学相关专业的学生，都会学习磨制刻面宝石的工艺，用二三十个课时就能基本掌握。”杨明星说，“一块宝石磨出五十几个刻面都轻轻松松。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审美的主动选择。”

玉器

作为宝石专家，杨明星也在观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对珠宝首饰的喜好变化。“三十多年前，珠宝柜台还是白花花一片，铂金和钻石特别流行。后来彩色宝石开始大量出现，首饰的颜色越来越丰富。到最近这些年，玉器的销量一路走高，说明国人对玉的偏爱一直都在。”

若论中国古代玉器制造的高峰，当属清乾隆年间：大到千斤、万斤的玉山子，小到精美绝伦、玲珑剔透的各种摆件陈设品，从宫廷到民间，随处可见，生产的玉器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多。

除了当时社会较为安定、经济得到发展的大背景之外，因为新疆平叛，打通了叶尔羌到内地的运玉通道，保障了玉器原料的充足供应。

但最重要的，还是乾隆皇帝对玉的强烈喜爱。他不仅成立了以制作玉器为主的宫廷作坊，还会亲自查看每年进贡的玉料，甚至亲自审定玉器的设计稿。雕琢完工后，对满意的作品和收集来的优秀玉器，乾隆会作诗赞美，有的诗句还要求玉匠镌刻在玉件上……据统计，乾隆诗集中有关玉器的诗就有800多首。

一国之君的爱好，必然会极大影响到宫廷甚至民间对玉器的重视。乾隆时期的宫廷里，出现了很多超大件的“玉山子”（山林景观玉器摆件），如“大禹治水图”“秋山行旅图”“会昌九老图”“于阗采玉图”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其中，最著名的“大禹治水图”高达2米多，重逾万斤，是用一整块新疆和阗密勒塔山产的青玉雕琢而成，现陈列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内。

翡翠

中国清朝皇室曾拥有的无数珍宝中，最出名也最有故事的一组，大约就是慈禧太后的翡翠西瓜了。

说乾隆是玉器的超级藏家，那慈禧太后就是翡翠的头号粉丝。她对翡翠的喜爱是出了名的，在她流传于世的照片和画像中，都能看到她佩戴的翡翠首饰。而她死后，放在距离其遗体最近处的宝物，仍是翡翠。

根据李莲英的侄子李成武所著的《爱月轩笔记》记载：慈禧太后下葬时，脚边左右各放了一枚翡翠西瓜，“青皮、红瓤、黑籽、白丝，约值二百二十万两（白银）”，此外还有翡翠甜瓜、翡翠荷叶、翡翠大白菜、翡翠佛像、翡翠桃子和其他翡翠玩件，足见慈禧对翡翠的钟爱到了何种地步。

1928年，因为“东陵大盗”孙殿英震惊世界的野蛮盗墓，这些宝物尽皆散失，此后不知所踪，成为令人痛心的永久憾事。

根据宝石矿物学家王春云的分析，慈禧太后的翡翠西瓜，很可能是有着“宝石变色龙”之美誉的碧玺制成。在自然界，“绿皮红瓤”的颜色组合特征，只有双色碧玺才具备；而“黑籽白丝”的内部特征，则可能来自碧玺晶体内部呈点状的黑色包裹体和沿晶体延长方向上出现的白色生长纹。

更有意思的资料则来自国外——美国圣地亚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碧玺贸易资料显示：1902~1908年，慈禧太后几乎每年都让清廷造办处从美国采购成吨的各色碧玺，其中以粉红色碧玺居多。

到1911年清王朝覆灭时，从美国进口的碧玺已累计达到120吨之巨。这些碧玺多半出产自美国加州的伊巴拉雅碧玺矿。在清廷的采购戛然而止后，因为失去了最大的客户，这座宝石矿也不得不随之关闭，近年来才被重新开发。

除了翡翠西瓜，慈禧下葬时口中含的那颗可以分为两半的巨大夜明珠也同样有名。据说这颗珠子被孙殿英送给了宋美龄，被宋美龄分为两半镶在了一双鞋子上，后被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收藏，迄今也无人知道其最终下落。

夜明珠

在我国古代的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中，都有提到夜明珠，但在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中，却未见能与这些传说契合的实物，更是倍增其神秘色彩。

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发生在齐威王与魏惠王之间——两人一起在野外田猎时，魏王问齐王，你国中有什么了不起的宝物吗？（“王亦有宝乎？）

听到齐王说没有之后，魏王表示惊讶并炫耀道：自己的国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这10颗直径约一寸左右、能在夜里照亮前后好几辆马车的宝珠，显然就是“夜明珠”了。

在后世的考证和推测中，目前最接近这种传说的实物，是一种能发出磷光的天然萤石。但它们发出的光亮十分微弱，与记载那“悬明珠与四垂，昼视之如星，夜望之如月”的灿烂发光体，似乎相距甚远。

此外，古代文献中关于夜明珠的另一种说法，则令其更显神秘。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于子游》中，曾写过一个关于海中大鱼的奇幻故事：海中忽然出现一座高山，岸边的居民们讶异不已。一个秀才晚上偶遇一位风雅少年，后者说自己是“大王”的随从，告别时秀才发现少年跃入水中，原来是鱼妖。第二天山峰浮动，顷刻后没入海中，方知那就是“鱼王”。

在那个故事后，蒲松龄还加了一笔，说康熙初年也有大鱼死在山东的海滩上，“鱼大盈亩，翅尾皆具”，却单单不见它的眼珠。大鱼深深的眼眶里装满了海水，有去割鱼肉的人不小心掉进去，居然淹死了……最后一句写道：“海中贬大鱼则去其目，以目即夜光珠云。”

显然，这是蒲松龄将鲸鱼搁浅的传说经过了艺术夸张后的文学创作，但南北朝时期的志怪文学《述异记》中也有关于“鲸死而目皆无精，可以鉴，谓之夜光”的记载。因此也有后人猜测，或许古人曾获得过感染了海中发光菌的鲸鱼眼，将其视为夜明珠。

相比夜明珠，现代人对著名的“和氏璧”的考证，显得更可靠一些。

根据卞和献玉给楚王的记载，其产地应在今湖北省荆山一带；根据其“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的记载，与地质学者们在神农架地区发现的会变色的拉长石颇为契合，很可能是一块稀有的宝石级拉长石。

遗憾的是，虽然据说曾在历代帝王手中传过数百年岁月，这块绝代宝石终究还是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之中。知名度略逊于它的另一件传奇宝物“随侯珠”（也是一枚能发光的宝珠），则仍有可能还在秦始皇的陵墓里荧荧地亮着，映照着地宫里上百吨水银形成的河流，和无数与它一样或许永不再见天日的奇珍异宝。

（作者 雪阳）

链接：https://e.cdsb.com/html/2024-02/04/content_770941.htm

（原载《成都商报》2024年2月4日）